關于民主之我見
我曾堅定的鄙視能說會道而不實干者，或許正如繡花枕頭一草包的關系，并未探清在心理學上這兩者的區(qū)分，不過一定有所共同性。對于美國選舉有個人魅力而無實際能力的總統一直表示不解。劉瑜如此解答我的困惑：“政治家的一個重要功能，就是增強社會的凝聚力、喚起公民對未來的信心，所以能說會道本來就是一個政治家的天職?！被蛟S，現在的民主選舉不是它不夠好，依然只是待改進，等待公眾們來變得更加理性，直到真正意識到民主選舉不是選“明星”，而是選擇公共生活的方式。
自由的悖論恰恰在于，自由的保障，來自于對自由的限制。自由的真諦，恰恰是一種“同意精神”。關于自由，有個問題在讀完這本書之后依然沒有得到解答，所謂言論自由，說法有二。一者，純粹的言論自由，所以不限定某人對于一個問題的看法，即使它有可能是極端的。二者，言論自由是建立在不傷害他人的基礎上，所以在公共場合不能說黃段子，黃金時間不可播黃色片。這兩者其實是矛盾的。為何二為傷害，而一不為傷害。只好自我解釋：沒有絕對的定論，也不要用什么主義去為什么而什么。社會如何看待，有沒有觸及社會公眾的那條弦，才是重要的判斷標準。又或許是還沒有足夠的社會研究方法去發(fā)現這樣的內在，于是只能由感覺判斷。
曾思考政府很多還未像我們解釋清楚的行為，其實眾多政府往往很委屈，本來是為民好，結果被民怨，一直不清楚為何不加以解釋，總是覺得挺同情當權者的。廣電總局往往是“先天下之急而急”。其實，雖然“先天下之急而急”是好事，不過“無天下之急而急”，甚至“逆天下之樂而急”，是不是就有點自作多情了呢？
又有一個問題蹦上心間。面對重大的社會問題，我們是否應該憤怒，應該如何憤怒。曾經我倡導面對問題應該理性。但如若沒有憤怒，沒有輿論強大的煽動，如何讓高層引起重視。但如果僅有憤怒，自然是不能提出更好解決問題的方法的?；蛟S，這一切的開始本來就是一種畸形的存在。為何要全民憤怒，才能有高層去行動著解決問題。而民眾也應該在理智的情況下辨別信息，用真誠的心去關注社會上發(fā)生的事情，并理智給予解決問題的方式。
關于公平，“程序性正義”與“補償性正義”，程序性正義是完成公正的進行選拔，而補償性正義則是需要考慮的各色的歷史、經濟、文化因素。而與我，更愿意選擇后者，不乏感性的理性，關于社會的一切在我們選拔的過程中都是不可割裂的。
我們常使用情感在詮釋愛國，那么從更能讓我們接受的利益角度出發(fā)呢，我們也應該結合集體的利益一起前行。沒有集體的利益做保障，個人的利益其實也難以保障。
歷史的妙處正在于此，它不僅是關于過去的事件，還可以是關于現實和未來的寓言。這便是為什么我們需要研讀歷史，從中汲取智慧。
制度就像是錢，如果沒有人去花它，那么他就什么都不是，不過是一堆廢紙。不可為了制度而制度。制度為了人而服務，就應該落實到方便人去花。
對于那些自己不了解的事物極盡嘲諷之能事，確實是中國社會的奇異景觀之一。不了解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拒絕了解，并為這種拒絕而洋洋得意。保持一點虛心，一點好奇心。
民主是一種腳踏實地的公共生活方式。所謂民主的秘密，就藏在你作出選擇的那一瞬間。民主是最差的一種政治制度，除了所有那些其他被試驗過的政治制度之外。突然有點向往如此的自由，而現在的階段我們需要怎樣的民主，這確實是未來的一個大問題。
江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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